2022年6月，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携手世纪文景，共同推出“去溯时、去现场：历史的凝视与书写”主题活动。当滞塞的时间重启，我们以“历史”为方法，重新定位自己2024新奥精准正版资料 ,最佳精选解释落实_尊享版6.896。5场线上活动，12位知名嘉宾，跨越史事与故事、田野与文本、艺术与考古。 　　系列活动第三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副研究员林鹄带来“北宋社会兴衰背后的偶然与必然”主题分享。说起宋代，陈寅恪曾盛赞：“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它又是如何在中后期由盛转衰，并在内外忧患中举步维艰？ 　　回溯北宋历史，我们会发现：对内，北宋重视文治的传统特色鲜明，王安石变法前后更是暗潮汹涌；对外，它与辽、西夏长期对峙，彼此间的互动博弈耐人寻味。当拨开历史迷雾，重回历史现场，历史进程中的那些可能性与必然性值得深思，同时，我们或许也能借此反思背后史学研究观念的发展与流变。 　　“历史的解释是多元的。”对谈中，虞云国和林鹄反复强调这一主张。那么，这种“多元”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公众而言，同一历史事件能够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早已是老生常谈，可尽管被多次提及，当面对具体的历史语境时，单向度的解读仍然占据上风。在虞云国看来，这种“多元”实则意味着不存在所谓“必然性的历史进程”，而这一点在北宋社会兴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就历史事件而言，“多元”意味着向复杂的动态性敞开，需要借由不同角度的研究才能全面呈现。为什么说北宋史上的澶渊之盟或许是“屈而不辱”？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个中关系？ 　　就历史中的个人而言，“多元”也意味着正视人的复杂性。完成史家名篇《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堪称伟大的史学家，但从政治家的角度而言，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其形象？永乐城之战中宋神宗的好大喜功人尽皆知，而朝堂之上他却也不乏有作为君王的成熟一面。 　　“回到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学会的是一种妥协与平衡。”虞云国坦言，唯有如此，所谓的政治智慧才能最终化为一种处事智慧，真正反哺个体的生活。林鹄也谈到，透过政治史看个中人生，才算是真正触摸到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 　　北宋的对外关系：澶渊之盟“屈而不辱”，庆历增币或成分水岭 　　在北宋政治史上，北宋如何处理自身与辽、西夏的关系历来备受争议。传统史学观点认为，自澶渊之盟伊始，北宋似乎就开启了它的屈辱议和之路。但近年来，不少史学界人士呼吁重新评判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对谈中，林鹄认为，澶渊之盟实则是“屈而不辱”。 　　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北宋与辽订立合约，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以白沟河为边界，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实则为岁币）。此后一百多年间，宋辽之间再无大规模战事。 　　林鹄提到，在宋辽初期对峙中，北宋未必屈居下风。单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当时的辽军实则避开了宋军主力绕到了黄河边上，一路而来双方并未发生规模性的军事冲突，战力对比也就缺乏直观的呈现澳门4949精准免费大全 ,确保成语解释落实的问题_优选版0.692。另一方面，宋也对与辽的决战早有准备，传统解读中宋人弃城而逃的猜测有待商榷。 　　那么，回到历史语境，时人当真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吗？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林鹄发现，宋真宗及多数朝臣对此其实十分满意，它结束了两百余年来北方的混沌战况，社会面重新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新阶段。这也解释了不久后“天书”封祀的初衷，举国上下欢庆一场久违的和平，并非宋朝因认为澶渊之盟受辱，试图借由仪式性活动彰显文化层面的优越性。尽管此后这一活动逐渐走样，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成为一出闹剧。 　　“天书”封祀：澶渊之盟后，自公元1008年起，宋真宗进行了一场前后长达十年的“天书”封祀活动，以隆重的仪式东封泰山，后又至山西祭祀后土。 　　宋真宗像，北宋第三任皇帝 　　林鹄补充说，只有微调对澶渊之盟等事件的判断，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宋朝后期的社会情绪。在盟约签订后，长期弥漫在宋人之间的是对永久和平的幻想，以至于后期撞上冰冷的现实后，依旧回不过神来最准一肖一码100%澳门 ,诠释解析落实_创新版4.009。 　　对此，虞云国认可澶渊之盟在确立初期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但他同时也提到，对于政治史的解读需要从多个层面切入。以“天书”封祀为例，在“欢庆和平”之外，城下之盟的说辞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挑动宋真宗的情绪，这使得封祀本身必定含有心理补偿的意味。另外，当时的大宋显然也寄希望于以此在东亚政治圈中提高自身地位，这构成了“天书”封祀的另一个面向。 　　那么从历史长程来看，澶渊之盟究竟对北宋的对外关系影响如何？ 　　据史书记载，澶渊之盟其实很快迎来了新的变化。宋仁宗时期，宋夏交恶之际，辽趁火打劫提出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增加岁币，北宋最终妥协，史称“庆历增币”。传统史学观点认为这次协议修订使得宋、辽与西夏三政权重新达到平衡。但在林鹄看来，庆历增币更像是北宋政治史的分水岭，实则打破了此前的相对格局。 　　影视剧中的宋仁宗。宋仁宗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北宋与夏签订“庆历和议”，向辽增加岁币（“庆历增币”），后任用范仲淹等人开展“庆历新政”。 　　林鹄注意到，这种相对格局的转换发端于语词。一方面，澶渊之盟中北宋以“助”的名义支付岁币，属于平等的帮助，但这一表述到了庆历增币中被替换为“纳”，一字之差地位迥异。另一方面，所增加二十万岁币中的一半，是宋朝求援于辽，请后者出面压服西夏的“辛苦费”。此举实质上打破了原先宋辽间的平等关系。 　　“这就相当于辽朝彻底成了老大，而宋朝则成了需要去寻求庇护的小弟。” 　　虞云国肯定了林鹄的观察，他认为将庆历增币视为北宋政治史的分水岭是目前史学界的新观点，这一判断有助于重新审视北宋政治的内在转折，其逐渐深植于民众的观念底层，演变为弥漫在北宋朝野内外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恐辽症”，甚至与日后南宋的“恐金症”同根同源。但虞云国也提出，宋、辽与西夏间的相互关系应被置于一种内外互动的大语境中整体审视，它同样受到北宋内部政治社会走向的持续影响。 　　北宋的内政改革：庆历新政埋下伏笔，王安石变法无力回天 　　北宋后期，社会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沉疴顽疾使得变法改革势在必行。但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这些尝试终未能扭转宋代由盛转衰的颓势。人们追根溯源，常常会将北宋灭亡的罪责归于王安石，南宋宋高宗甚至曾言：“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对此，虞云国认为，尽管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政治表现有待商议，但总体而言应对王安石变法给予肯定。 　　在虞云国看来，一方面，就时代背景而言，王安石变法十分必要。随着宋、辽、西夏三国政权危机的缓解，以及民间兵变等趋于平静，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被按下暂停键。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依然未得到根除，这成为王安石变法登台的前提。 　　另一方面，变法最终失败受多方因素综合影响，其难点在于损害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时还要与阶层内部成员合作，这决定了变法本身必定需要来自宋神宗的支持。“单将问题归于王安石一人，实则是超出原有问题去谈另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思维方式有问题。” 　　另外，传统观点多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党争的开端。林鹄谈到，其实北宋党争的风气自庆历新政之前已经形成，以范仲淹和吕夷简为代表的党派纠葛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今天的人们更愿意将党争开端归于王安石变法，其一是因为王安石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更为持久，其二则是庆历新政期间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党争主力，晚年后纷纷否定了早先的个人主张，但王安石却在此后长期卷入党争，甚而愈演愈烈。 　　尽管总体而言党争在宋代政治史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虞云国提出，这一现象其实是研究古代君主专制体制绕不开的问题。在其看来，君主专制的实际运作有赖于士大夫官僚体系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士大夫为了更好地推行其政治主张，赢得君主的青睐几乎是不可回避的选择。 　　为保证君主专制制度与士大夫官僚体系的有效接合，宋代首创“台谏官”制度，且这一制度在宋代中前期一度达到了最佳运行状态。但自王安石变法开始，这一制度运转逐渐变质。王安石为推进变法改革将非议新法的台谏官全部排挤出朝堂。自此，台谏官这一原本充当监督约束的局外角色成为跟随主政大臣政治主张的傀儡。虞云国谈到，随着北宋整个台谏体系公正性和客观性立场的消失，偏激的情绪交锋与空洞的政治理念成为朝堂言事的基调，这也日渐加剧了此后宋代内政的危机感。 　　历史进程中的个体：多元解释指向人本身的复杂性 　　就北宋的内政外交之变而言，历史的多元解释始终在召唤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评判。而对于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来说，多元则往往指向人本身的复杂性。后人该如何评价大时代下个体的局限？在虞云国与林鹄的对谈中，两人均认为今天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可能远远不够。 　　如主持“元祐更化”的司马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功勋卓著，但作为北宋晚期政坛改革的第一大臣却又值得讨论。司马光掌权之后，他曾试图在五天内将原先的免役法完全废除，“这种急功近利的拨乱反正实在不是一个顾全大局的政治家会做出的决策”。 　　元祐更化：宋哲宗（北宋第七任皇帝）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翻王安石变法，恢复旧法制。 　　免役法：王安石变法期间颁布的法令，服徭役者可以出钱免服徭役，由官府花钱雇人充役。 　　谈及北宋政治史，对宋神宗的评价历来颇有争议。这位继宋太祖之后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皇帝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虞云国以熙河开边为例分析了这位皇帝的复杂性。宋神宗时期，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由王韶主持，宋朝先后收复了宕、叠、洮、岷、河、临（熙）六州，史称“熙河开边”。然而，这一如今看来战略可取、战果颇佳的运动实则最终效果可疑。 　　林鹄也谈到，熙河开边的问题在于宋神宗对这一战略的预期有误，其试图借此使西夏腹背受敌，一举消灭西夏实现统一。但随后北宋接连遭遇灵州大败、永乐城大败后，宋神宗却视若无睹，依然沉浸在灭亡西夏的幻觉中。 　　宋神宗像。宋神宗，北宋第六位皇帝。 　　与之相对，宋神宗在处理对辽关系时，却判若两人。当对峙辽军，其在面对西夏时的那种自大完全被替换为草木皆兵的战战兢兢。换言之，“恐辽症”似乎在宋神宗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虞云国分析，在对辽的问题中，宋神宗体现出的其实是“谦卑”的下位姿态，而这一心态失衡却在西夏问题上获得了意外的再平衡，当面对西夏时，他似乎又成了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上位者。一端越是极化，与之相对的另一端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疾驰。这在旁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行为，当事人其实从中获得了心理上的代偿与平衡。 　　| 延伸阅读 | 　　《水浒寻宋》 　　作者：虞云国 　　出版社：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 　　作者：林鹄 　　出版社：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整理/申璐 　　编辑/吕婉婷 　　校对/刘军